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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岭之上新家园
2018-08-28 15:27:56 林生钟  来源:《福建文学》杂志9月号   责任编辑:颜全飚   编辑:陈颖昕

车过黄龙,每次都情不自禁地放慢速度,这个在闽中腹地崇山峻岭之巅的普通村子,近年来发生的喜人变化,让熟悉它的人都为之震撼。

黄龙是我的祖居地,与我小时候生活过的村子相距不远。村内山梁起伏,巨龙的身躯阻碍着村民出行。地无半分平,路宽不过尺,住房只能建在陡坡上。连接各家各户的土路蜿蜒盘旋,纠结在一起像团蚯蚓,谁若想往家里搬点东西,或者去串个门,需要费上不少的力气和周折。村里只有老祖房边上有口水井,人们的生活用水全靠手提肩挑,得爬上爬下得走很远的路。

在父辈的言语里,挑水和打柴是这里女人每天必修课,不论刮风下雨,抑或是寒来暑往,从没有停歇。

六百年前修编的《龙山宗谱》介绍:“此地茂林四塞,寂寞荒村,但闻泉水潺潺之声。环而观之,文峰对峙、玉几当前、岳山枕佩、三台侧立……”然而,美好的描述仅限于祖房,险恶的生活环境使黄龙村民比别处艰辛,因此有人感慨:“有女莫嫁黄龙郎!”

耕田和种稻,必须下山去的。遥远的路途,耽误了大量的时间,黄龙人的汗水流了无数,做不出其他地方村民一半的活来。

男人在很小的时候就习惯了起早贪黑,天还没亮上路,到太阳落山了许久,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村。星光和火把是不离不弃的伴侣,汗水和叹息组成大家共同的生活内容。每天,午饭背在肩上,在远离家门的山中,就着一口冰凉的泉水独咽。布满了荆棘的小路上,孤单、匆忙和佝偻的身影,永不停息地在飘忽,辛勤的付出,回报给他们的仅够勉强糊口。于是,一些人结伴出去另谋生路,有的到下府永春挑货,有的上永安挖笋和劈竹山,有的去沙县割早稻。

我曾祖父是从黄龙逃出来的。二十世纪初的山村,处处狼烟,土匪是猖獗的魔鬼,饥饿、赋税和抓壮丁,无时不在地威逼着乡人命运。我那缠着三寸金莲的曾祖母,依偎着自己的丈夫,一手扯着幼子,一手拖着背篓,踉跄在不知目的地的山道上,石子磨破了她的脚板,野刺划破了她的脸庞。太阳下山后的林子,到处晃动着野兽鬼火般的目光,虎豹饥饿的吼叫,吓得年轻的曾祖母双腿筛糠。但他们出来了,就毫不犹豫地往前走,把所有的汗水和心血,都浇灌在新的土地上,去耕耘理想和播种希望。

曾祖父没有走到路的尽头,在举国大饥荒中倒下。曾祖母也没来得及沐浴到山林外的朝阳,死在了缺医少药的产床上。临死前,一双无神的眼睛,迷恋地盯着太阳东起的地方。在一个月时间里,我的先人被饥饿和病魔,连续夺走了五条活蹦乱跳的生命,五口棺材像五张血盆大口,吞噬了一个家的希望。

祖父挑起了担子继续前行。因为暂居的村庄合并和修公路,房子建了被拆除。年轻失偶的祖父,拉扯着两个幼子,寄身在牛栏和破庙里,靠给人打工种地养家糊口。一张张浮肿的脸在晃动,嗷嗷待哺的啼叫,像一把刀在割着祖父的心。祖父走南闯北,瘦肩挑着日月风霜。可就在春天已经露出了笑脸的日子里,祖父仓促地走完了苦难的一生,寒雨在改革开放即将到来的前夜里,肆无忌惮地摔打着无家可归的人。听我父亲讲,祖父将死之前捡来路边的纸片,到村里的供销社求吃。他在田边的水圳里趴了一宿,无人知晓。祖父成天疯疯癫癫囔着老家地名,比划着一些奇怪的手势。

我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母亲生下我时,祖父61岁。父亲为了给他的父亲“纪岁”,给我取小名叫“六一”,这是我们乡下普遍的习俗。

离过年还有几天,在母体里发育尚不健全的我,忍受不住母亲瘦弱身体缺少营养的“虐待”,提前降生了。大人们却庆幸我生逢其时,因为马上就是春节,家里分到了生产队发的米粉,坐月子的母亲得到了千载难逢的“补品”。大集体时期,父母俩虽没日没夜地下地干活,可挣得的工分,常常是一年360天超过了3600分,到头来家里还是缺吃少用。

我年纪略大后,父亲带我去黄龙认祖,那里有许多留下来的亲人,以及父亲的堂叔——我叫“尾公”。

我的家乡是县城去尤溪和沙县的必经之处,明万历年间首纂的县志记载:“岭,川石;桥,南坑。”川石岭上的路、南坑溪中的桥,一直是沟通闽地南北和海陆的干线。不仅如此,村子在宋朝已经有人采矿和冶炼,明清出产的铁矿石挑至永春码头,销售到了福州。它们缴交的“铁银课税”,系民国时期闽省之众。

有公路的家乡,也有供销社和粮站,周边一些村的农资供应,都定点在这里,当然包括黄龙。“尾公”把生猪、鸡蛋、兔毛和山麂皮等,统统交来销售,然后换回盐巴、煤油、肥料等品。

我特别期待“尾公”到我们家里来,那样母亲必定做上好吃的食物。我们姐弟围着饭桌,一起盯着“尾公”吃米粉和鸡蛋,老人家看了会把大半的美味留下,然后分给孩子。蛋只有过年和吃酒席时才有,大人们舍不得吃,藏回家埋进盐缸,留待日后招待客人用。

“尾公”没有结婚,给他送老的是我一个堂伯。伯父思想保守,孩子过年时做了条“喇叭裤”,他看见裤脚可以当扫帚,盛怒之下拿剪刀绞成碎片,骂着儿子不伦不类辱没家

风。不过这也很难怪他,毕竟一辈子只生活在小山村里,连县城都没有去过。而我在广东当兵时,国门打开都已经十多年了,在给家乡的一位女同学写信没叫“同志”,按驻地时髦的称呼写“小姐”,结果她跟我断交,认为我在取笑她不正经和小资产阶级。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听着青春活泼的歌曲,记忆再次把我拉回到了堂兄的身边。

起初,堂兄和黄龙的亲戚相约来我们村,大家把握机会,开始将汗水换成钞票。我们村的石灰山炸下了脑壳,大块的灰窑运走,剩下细碎的边角料村民敲成石子,然后附近的道班来收购拿去铺路。几家子三五为群,一起挥起手中的铁锤,像音乐家般舞着指挥棒。月光之下,萤火虫和煤油灯的光影,投射到石灰石的晶体上,点点星光,弥漫着祥和喜悦。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脑瓜活络的堂兄肯吃苦,他一如我见到的特区许多弄潮儿一样,虽然在创业之始身无分

文,但凭着自信与执著,一路披荆斩棘想着法子把事业做成。他和走出去的村里人,学技术、学管理,最终回到家乡施展身手。村民家家种果树、户户跟着养鱼搞副业。果园和鱼塘成型了,勤劳的妇女出来挑大梁,其他人则继续下海经商、打工挣钱。

上世纪末,黄龙种植的福安大白茶,产量创全省同品种最高水平,“亩茶千斤”的奇迹不仅载入了福建省《茶叶志》,就连当年新版的《辞海》,有关“大田特产”的注解,都为之改写。随后,村庄变成花果世界,春来粉桃开遍山岭,秋日黄橘飘着诱人芬芳,黄龙在一夜间又成了远近闻名的芦柑之乡!

进入新世纪,一条长达十多公里的水泥路修进了村子,成群结队的外地观光客涌入村中。国家为了振兴乡村,鼓励农业开发和扶持新农村建设,皇粮国税全免了,盖房批地也不要缴费了。一栋栋现代化的民居拔地而起,几十座钢筋水泥构建的大楼连成新村!女人无需砍柴挑水,白花花的自来水接到了农家的灶台锅边,打开沼气直接烧水做饭。孩子们的读书声悦耳动听,老人聚集在村文化活动中心看电视、听音乐、下棋,在村公园里漫步、健身,共话夕阳红。剩出时间来的人们,在自家门口打工做生意、上网学文化、呼朋引伴去旅游。

收冬后的黄龙特别温馨,除了小部分人还在外头奔走,基本上都在忙些修渠开荒的农事。更多的庄户人,正筹划建房造屋、添置家俱,尽享农家生活的小康之乐。日子好了,农民的吃喝似乎不再只是为了充饥,穿戴也非御寒遮丑,大家开始讲究起营养和口味,崇尚个人的仪表。精神的追求更高了,客厅里摆上了沙发、电器,嫌彩电不好还要高档的影碟机。电话键盘轻轻一拨,连只几步之隔的邻家,有事没事也不用挪步。出门手握平板电脑,脚下的“铁驴”“铁马”“托托”欢吼,跑得比什么都快。年轻的村姑也学着城里的时髦女郎,烫着五颜六色的头发,满嘴涂抹得大红大紫,下雪天穿短裙拽着男友,口口声声“心太软”“该出手时就出手”。

现在,庄稼人吃得好、穿得靓、住得舒适、心情畅快,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甜!依稀感觉自己还泡在生活的苦海里,转瞬间所有人都登岸上了天。刚刚还为外出经商、旅游,能从邮局办理异地取款,免去现金的携带和保管欢呼,没想到如今遍布天下存取自如的银行卡,大家放在兜里竟嫌麻烦,支付宝和微信扫码更便捷自如。就在几年前,我还暗自高兴花了最少的钱,买到性能最先进的影碟机,不料时下的手机带电脑和游戏功能,还可以拍照、录像、导航,万里视频一机解决。

“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种蚕已生些。平岗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站在山顶之上,面对蓝天下青山隐隐水迢迢的黄龙,我作为从中叛逃出来的子孙后人,心中百感交集。改革开放四十年,这个茫茫群山中的孤岛,经过一代人接一代人的打拼,终于打造成了美丽幸福的新天地。黄龙展现出了它应有的美丽和生机,冰雪消融、春风吹拂,人们尽享新生活带来的便捷和欢乐,新时代新农村的新景象,正变戏法似的上演着一幕又一幕的精彩。

其实,我们一刻也没有放下对根的惦念,那里有我们的骨肉同胞,那里一草一木的枯荣,都牵挂着我们的情感,哪怕是一丁点进步的喜讯传来,大家都会为它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