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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颜全钦
2017-12-21 15:32:46  来源:  责任编辑:许静娴  

青黄,原名颜全钦,大田县湖美人,居三明,现为三明市作家协会秘书长。在《福建文学》《山花》《鸭绿江》《诗歌报月刊》等纯文学刊物及其他报刊发表作品,作品入选《福建文艺创作60年——短篇小说卷》等选本,被《小小说选刊》《大众文摘》等刊物选载,出版小说集《夜晚练习簿》。

作品欣赏:

诗歌

模仿

草们

练习一年一度的死亡

今年的草

不是去年的草 今年的死亡

不是去年的死亡 模仿

多么容易

镜里的人模仿你

你有双倍的忧伤

园丁

青草纷纷溅起,割草机

掩盖住四散奔逃的尖叫,让草坪

更像草坪

让迟到,仅仅一小步

秋天的刀子

以为来过

这个荒芜的所在

小说

电视

父亲退下来之前是一个单位的头。在台上的时候一心扑在工作上,忙得整天不着家。现在突然没事干了,我们都担心他一下子适应不过来。很快,事实证明我们的担心是对的。刚退下来那阵子,父亲还老往单位赶。最初几天,虽然父亲总体上比较失落,但从单位回来脸上还有点笑容,父亲说他的“属下”(父亲原话)对他就和他在位时一样,一点也没有人走茶凉的迹象。这让我们感到担心。果然,过了不久,父亲就不再往单位赶了。从他断断续续的唠叨里我们知道“属下”打招呼泡茶不再像刚开始那般热情,甚至有人不再跟他打招呼,再没人坐下来陪他聊天。很显然,他已经开始让原单位的人厌烦了。

我们安慰父亲说,人家都有工作要做,哪能老陪着你呢?你也别老是打扰人家。我们劝他说。

可是父亲总该干点什么。我劝父亲到街道老年活动中心去看看,那里有娱乐室、阅览室和健身房,还有一群和父亲年纪相仿的老头老太,即使不打牌不干什么也可以和他们聊聊天。父亲去了,可他去了两次就不再去了。父亲的理由:一、他对他们玩的那些“玩意儿”不感兴趣;二、他和那些人没有共同语言。

在退休的人群里,父亲就像一滴油浮于水面。

很多事情都可能有意外——父亲居然迷上了电视。父亲退休之前基本不看电视,要看也只是晚餐后看一下新闻联播,然后就从电视机前走开。电视机前的沙发上,父亲的身影从来只是昙花一现。可是,现在,父亲好像对电视产生了感情。他靠在沙发上,一手握着遥控器。父亲的权威再次得到了体现,没人和父亲争遥控器,当然,也没人能从父亲手里争得遥控器。父亲的精神有了慰藉,我们都感到欣慰。即使再难看的节目,我们也会聚在电视机前,围拢在父亲身旁陪父亲看上一阵子。

但是,父亲还是让我们担心。他好像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定居了下来。母亲把三餐的饭菜放在父亲面前的茶几上,里头有父亲百吃不厌的蒜叶炒回锅肉。父亲吃饭时眼睛仍然紧盯着电视屏幕,风卷残云般把母亲精心准备的三餐一扫而光。这让母亲有些不满,却也无可奈何。

我们相信父亲在电视里发现了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他握着遥控器,从一个频道到另一个频道。电视就像一本永远也翻不厌的书。看那阵势,父亲好像要把以前少看的电视都补回来似的。父亲突然一个人哈哈大笑起来,声音宏亮,就像他在位时在台上作报告一样。我们多次受到父亲笑声的惊吓之后发现,父亲根本无视我们的存在。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天,在罐头厂上班的小妹带回了一个消息——她们厂里的一个工人离奇失踪了!

事情是这样的——小妹上班的罐头厂一个工人将近一个月没上班,厂方联系不上他就在日报和晚报上登出启事,限其几天之内回厂上班,否则予以开除。启事登报不久,那个工人的父母找到厂里来,说他们的儿子已经快一个月没回家了。以前也有类似情况,跟住厂的工友住在一起,但时间没这次长。那个工人失踪了!于是厂领导派人和失踪工人父母一起到附近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立即立案侦察,工人父母也在报上登了寻人启事。但始终没有失踪工人的消息。

罐头厂工人失踪案就像一粒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在我们生活的一贯平静的小城激起了不小的波澜,但是很快波纹散去,水面复归平静。

父亲依旧沉迷在电视的世界里。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呆在电视机前,深夜到清晨这一段时间除外。但他常常在电视机前沉入短暂的睡眠。

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把那些沉迷于电视的人称作“沙发土豆”

——成天窝在沙发里,直到长出根须……然后是枝叶……我们觉得父亲就是那文章里说的沙发土豆!但无论父亲在沙发上窝多久,他都不会变成土豆。我们都坚信这一点。

罐头厂工人失踪案渐渐被人遗忘之后又起波澜。

失踪工人的弟弟有一天无意中在哥哥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罐头。罐头里装着红色类似血水的液体,红色的液体里漂浮着可疑的絮状物。他撬开那个罐头,一股浓烈的腥气在空气中迅速弥漫开来。公安部门通过初步鉴定确认罐头所盛液体来自人体。经过进一步DNA检测,他们确定它来自失踪工人的身体。他们由此把失踪案定性为杀人案。

公安部门仔细询问了“死者”家属,传唤了“死者”的同事和他们认为必须询问的人。时间过去很久了,但一切毫无结果。

这时候一种说法在市民中流传开来——那个失踪的工人变成了罐头!

我一向认为我们居住的这座小城的人们缺乏想像力,看来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一种多么不可思议的解释!

这种说法从失踪工人的同事口里得到相关的佐证。他们众口一词,说失踪者平时就像一个罐头一样,不善于交流。他的嘴巴,像仓库里成堆积压的罐头生锈的盖子一样紧闭着

——既然这样,他就完全有可能变成一个罐头。

父亲一定在本地的电视新闻节目上看到了有关这个案件的报道。但他一定不知道人们关于罐头厂失踪工人变成罐头的传言。即使知道了,也一定不会相信。

罐头厂工人变成罐头的传言让我们对父亲是否会变成土豆的问题的立场变得犹疑不定。我们开始变得忧心忡忡,担心父亲真的变成一颗土豆,在沙发上扎下根须,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土豆。我们对父亲变成沙发土豆缺乏必要的心里准备,如果真是那样,一切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过了不久,我们对父亲的态度变得有些暧昧起来。我们担心父亲变成沙发土豆,又隐约期待父亲变成沙发土豆。我们不愿失去父亲,可又抵挡不住父亲变成沙发土豆的诱惑——那将是一个怎样的奇迹啊!——如果父亲变成沙发土豆,电视机忽闪忽闪的荧光就是父亲进行光合作用的阳光。我们在父亲周围走来走去,观察他,彼此心照不宣。

妹妹终于忍不住找各种借口去搬动父亲的身体——父亲的腿、双手,甚至双手从父亲背后经腋下伸出,极力抱起父亲挪动一下。他说父亲应该经常换一换坐姿,以免因为长期保持一种姿势染上什么毛病。这是我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至于她的借口,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

妹妹因过度用力而涨红的脸流露出明显的失望。和我们一样,她没有看到任何一根土豆的根须。

父亲没有变成沙发土豆,当然罐头厂工人也就不可能变成罐头。警方的一个推测是有人杀了那个工人,然后把他的体液装进罐头里。这是看起来比较接近真相的解释。可是凶手是谁?为什么这么做?警方做了种种努力,仍然没有答案。办案人员对案子的侦破渐渐失去了信心,甚至慢慢倾向那个流传甚广的工人变成罐头的说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罐头厂工人一案渐渐从小城人们的生活淡出。

一天,我们晚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母亲突然大声尖叫起来。母亲捂着颤抖的嘴巴指着沙发——沙发上空无一人!

我们在电视发出忽闪忽闪的荧光里张皇地窜来窜去,但一无所获。我们扶着母亲精疲力竭地在父亲长期占据的沙发上坐下来。我们彼此的喘气声盖过了电视的声音。小妹突然尖叫起来——看哪!

我们看到电视里一个人正冲着我们挥手。细看,天哪!那人正是父亲!他面露微笑。他在和我们告别!

我们全呆了。我们看着父亲在电视里渐行渐远,在我们的视野里变得模糊,最后消失。许久,清醒过来的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父亲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离开了我们!

我们一直等待父亲回来。我们聚在电视机前,希望父亲从电视屏幕上走下来。但父亲再也没有在电视机屏幕上出现。

你快乐吗

早晨一起来,就感觉自己有些不对劲。具体又说不上哪儿不对劲。我想我也许该去看医生。于是打电话到公司请了假。医院有点远,本想慢慢走着去,走了一段,我突然改变了主意,伸手拦了一部出租车。

司机个头很大,理着小平头。上车不久他就向我发起牢骚。他那圆鼓鼓的肚子仿佛除了牢骚就没有别的东西。司机说,知道“千禧花园”吗?对!就是街头广告牌上随处可见的那个“千禧花园”,刚才过去的那块广告牌就是,每次经过它们就有气,恨不得砸了它!我就在“千禧花园”买了一套一百一十五平米三室两厅的住房。知道那地方吗?靠近郊区。偏。当初看中那地方一个是房价比别的地方便宜,再一个就冲开发商四处发布的广告中吹的二期工程——幼儿园、会所、中英文小学。等等等等。孩子上学方便呀!开车容易啊?一年到头风里雨里寒来暑往的,不就希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将来过得好点嘛!七拼八凑加上按揭三十几万呐兄弟!我们——还有许多奔着二期来的业主,满怀希望搬进了“千禧花园”。搬进去的第一天,我站在阳台上望着规划中预留的二期用地,想像着幼儿园、中英文小学即将春笋一般耸立起来。可是没多久那块地就被圈起来了。你已经知道我们被骗了。是的。那是另一家房地产公司开发的小区,名字叫什么“新世纪花园”。业主们到国土局问了,那块地从来就不属于“千禧”开发商。一句话,开发商把他的想像卖给了我们。

听到最后一句我无声地笑了。

只要和人接触,你会发现这座城市的人们好像永远有发不完的牢骚。

车行驶在前往医院的途中。我活动了一下胳膊腿,摸摸胸口,发现自己也许不像想像的那么糟。快到医院的时候我改变主意。叫司机往鸟人公社开。鸟人公社?司机放慢车速转过头来,一脸狐疑。一个咖啡馆。我说。

我给他指了路。他摇着硕大的脑袋说,什么不好叫,叫鸟人公社?真闹不明白!感慨之后,就专心开车。

鸟人公社临近郊区。知道鸟人公社纯属偶然。几个月前的一个周末下午,我去郊区看一个画画的朋友。朋友在电话里说,你乘十一路车到终点站下车,那儿有个鸟人公社,我在那儿接你。鸟人公社?我跳上十一路车,对售票员说,鸟人公社。

鸟人公社的门面很普通。我不知道店主为什么把它叫作鸟人公社?感觉这名儿有点儿自虐,有点儿自暴自弃,有点儿“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味道。我想像这里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所谓鸟人聚集的地方。这个念头有点古怪,我被自己的这个念头逗笑了。在这里会碰见一些什么鸟人呢?事后证明除了朋友这样一些自称画家艺术家的人之外,来这里的人和其他咖啡馆没什么两样。当晚朋友请我在鸟人喝酒。我发现我喜欢混迹于那些自命天才野心勃勃而又感慨怀才不遇有些颓废的准艺术家中间,尽管有时候我并不和他们交谈,尽管我只是一个毫无艺术细胞的刻板的公司职员。后来上鸟人成了我的一个习惯。有时叫上画画的朋友,有时一个人。

下车时我掏出手机看了下时间,九点一刻。天空下起了细雨。鸟人公社没几头鸟。在我之前来了四个客人,加上我一共五个。我发现我惯常坐的那个位子已经被一个男人占据了。我有些扫兴,多看了他两眼。但他背对着我,看不清他的面容。转到后窗,那里只有两张桌子。一张已经坐了一个男人,他的面前摆着几只空啤酒瓶。我在另一张坐了下来。一个头发染成亚麻色的女孩送上了我要的咖啡。尽管我一再说我不要加糖但每次她们还是给我送上两块方糖,好像我喝到中途会突然改变主意。谁知道呢?

与前面日益繁华的大街相比,后窗所呈现的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一些种着庄稼的田块,零散的农家房子。百米开外是一个工地。停着几台漆成黄色的重型机械,是一些推土机和起重机。几个灰色巨大的方形水泥墩叠在一起。后来来了几个戴安全帽的人,拿一些绳索套在最上面的水泥墩上。大概是一些僵硬不驯服的钢索,显得很艰难,就像在套一只挣扎着的大象。终于套好了,他们把绳索挂在起重机垂下的钩上。起重机开始启动,吼叫着,撅起的屁股放出一长串黑烟。吊臂开始转动。可是水泥墩倾斜了。起重机不得不小心翼翼把水泥墩放回下来。

那些水泥墩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回过头来。咖啡有些凉了。我抬头的时候发现对面的男人正盯着我看,我冲他点了一下头。他站了起来,走到我对面,指着椅子说,不介意吧?

坐吧!我说。

他在我对面坐了下来。我闻到一股酒精味。

你快乐吗?男人问。

我有些惊讶。

你一定觉得奇怪。但是我以前做行为艺术的时候就是这么问每一个人的。

你是行为艺术家?

曾经是。我做了五年零九个月。我曾经做过一个行为艺术叫“你快乐吗”。我每天问我碰到的每一个人,你快乐吗?这是我行为艺术生涯中一个和大众互动的我最为满意的作品。事实和预想的完全一样,你的反应和大多数人一样——惊讶,茫然。

男人的自以为是让我有些反感。我扭头向窗外。那些戴安全帽的工人还在忙碌着。

你需要考虑说明你不懂快乐,不知道什么是快乐。男人说。现代人越来越懂得享乐却越来越不懂快乐。所以我要发问。人们越躲闪我越要问出个所以然。我就像一根针,冷不防刺激一下人们麻木的神经。

男人说,你知道陈傻子吗?一个诗人。他有一首诗叫《开心》,我背给你听。

于是男人开始背诵起来——

一个民工在雨中大声歌唱

我听到两个女人

说他是鬼哭狼嚎

这个民工旁若无人

既不撑伞也不快跑

他干嘛要歌唱

他有什么可乐的

那么多有钱人都还拉长着脸

他为什么要比他们更有幸福感

汽车驶来驶去

急急忙忙如丧家之犬

他在雨中那么开心

唱着歌儿打倒一切

他很认真。也许他想把它表达得好一些,就像电视里一样。可结果变得事与愿违,显得有些拿腔拿调的做作。一些音节的发音变得有些滑稽。

开心,开心就是快乐。他恢复了说话的腔调。他说,那个民工唱着歌儿打倒一切,可我却被一切打倒。

十年前我生了一个儿子。我们却不满意,因为我们原本都想要一个女儿。和许多人相反,不知为什么我们都想要一个女儿。按规定该采取节育措施了。可是我们却偷偷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并且生了下来。那是生下儿子三年之后。天如人愿,是一个女儿。如你所猜测的那样,不管我们怎么掩藏,相关部门的人还是找上门来。那时候女儿已经四岁了。我串通亲人亲戚说女儿是我一个外出打工的妹妹寄养的。这很容易。可要使他们相信并不容易,他们坚持说女儿是我生的。我们有钱,那时候如果承认孩子是我们生的,交一笔罚款,也许就没有后来那些事情。可我坚持说孩子是我妹妹生的。于是他们提出带我们去做亲子鉴定。

我说,这时候改变主意还来得及。

我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到了这个地步,亲人们也都认定再也瞒不下去了,就劝我干脆承认算了。到时候鉴定结果出来,证明孩子是我的,鉴定费还得我出。白白多花那个钱干嘛?可我却跟他们较上劲了!我同意去做亲子鉴定。

这是一个固执的人。我可以想像他当年做行为艺术的时候如何面对别人的疑惑和厌烦固执地一遍遍追问,你快乐吗?

水泥墩那儿一定出事了。一辆急救车尖叫着疾驰而来,下来几个穿白大褂的人。过一会儿又疾驰而去。

这就像一场无望的赌局,和所有人一样,你认为你可以想见结局?你错了,所有人都错了,包括我自己。鉴定结果是:我的女儿不是我生的。你一定以为我买通了鉴定人员。我的亲人亲戚也这么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整个鉴定过程相关部门派人寸步不离地和我在一起。当时我非常震惊。和他们较真的结果是我胜利了,可是我的战利品却只有痛苦。

我看着眼前这个男人。时间过去好几年了,痛苦依然在他心里苏醒着,并且不时跑到他的脸上来。就像现在。

他在他的讲述中自始至终没有提到他的妻子。

你和妻子离婚了?

她死了。在这之前。她死的时候女儿生下来才一个多月。她得了产后抑郁症,从一幢楼的七层跳了下来。女儿今年7岁。7年了吧。

7年。我往前数了数,那个时候,我眼前的这个男人,他正在街头逮住路过的每一个人一遍又一遍地追问,你快乐吗?

散文

遥望许多年前的一场雨

不知道哪一年的暑假。父亲大概外出做工去了,在异乡哪条崎岖的山道上用板车拉松木,或者到哪个村庄做石匠,用錾子和铁锤在坚硬的花岗岩上凿出火花。农忙季节的间隙,父亲总是见缝插针地外出做工。

不记得多少天没下雨了。那天早上吃过早饭,母亲一人去另一个地方,那里有我家的一片旱田,早稻收割了,第二季只能种地瓜。也许是前一天,地瓜秧刚插上,早晨,烈日发威之前,必须挑水浇灌后再用稻草把地瓜秧盖上。说好了,我和弟弟去花生地拔花生,母亲料理完地瓜地就与我们一起拔花生。

花生肯定是拔不起来的,干硬板结的泥土牢牢地抓住它们的果实和根须,它们就像被水泥浇铸了一样,硬拔,拔出来的只是花生露出泥土以上的部分——被晒蔫发黄的杆和叶子。母亲对此早有预见,叫我们带去一把锄头。

挖花生的困难超乎我们想象,锄头如同挖在石板上,手掌和手臂被震得发麻。我想偶尔当石匠的父亲拿着錾子和铁锤面对石板也不过如此。好几锄头下去,一株花生被七零八落挖了出来,还有一些顽固的花生,坚持躲在坚硬泥土中的某个角落。

板结的土地和强烈的阳光,让我和弟弟像花生叶子一样蔫了。我们轮番上阵,挖了许久,只是挖起那么可怜的几株。我们开始丧失信心,垂头丧气,把锄头放平,坐在锄头柄上。我们甚至希望母亲快点料理完地瓜地的事儿,早点来一起挖花生,好让我们早些逃离花生地。

晌午。母亲来了,满头汗水。她打理完地瓜地,再赶四五里路来到花生地。看到地上躺着的寥寥几棵花生,母亲异常生气。用“暴跳如雷”或“气急败坏”来形容母亲当年的生气显然不妥,但我真的很少看到母亲生气成那个样子。也许母亲希望看到的是挖花生的活干得差不多了。她没想到我们面对坚硬的泥土和烈日过早丧失意志。

母亲数落着我们兄弟俩的偷懒,挥舞锄头和坚硬的泥土较劲。我们一声不敢吭。我的心里充满了内疚和委屈。我真不想惹母亲生气。我把母亲挖起的花生摘下来,把茎和叶收拢在一起。我抬头望天,希望老天马上下一场大雨,把花生地浇透,把母亲的怒火浇灭,我们不费什么力气就把一棵棵花生完好地从地里拔出来,母亲,弟弟,我,我们仨高高兴兴回家。

那天,直到天黑也没有下雨。此后许多天依然没下。

我至今记得母亲当年生气的样子。

挖过花生或者在挖花生之前,或者在挖花生的间隙我们要去看水。持续的干旱让山涧和山泉日渐消瘦,甚至干涸。有限的山涧水和山泉永远滋润不了那么多龟裂的稻田那么多干渴的禾苗。一些禾苗只能无奈枯萎,最终死去。于是我和许多人一样到田间“看水”——尽量把水引到自己的稻田。

没有其他人,把所有的水引向自家的稻田。坐在长满青草的田埂上读三毛的《撒哈拉沙漠》,青草末端的尖刺穿透我单薄的短裤,扎着我的腿,我扭动着屁股,直到我沉浸于书里的世界忘了它们的骚扰。不知什么时候发现流向自家稻田的水断流了,把书放在田埂上,沿水渠巡去,堵住被引往别处的豁口,回到原来坐着的田埂,书不见了,仿佛被烈日蒸发了一般,至今下落不明。

那些稻田在我家对面的山坡上。

更远的田在家后面山上,一个类似高原,高于村庄的台地,来去十多里的地方。去那儿看水必须带午餐,早晨去,傍晚回来。大人们则白天干其他农活,晚间上山看水。一到夜间,田野里到处手电光忽闪忽闪。那些不下雨的夏天,村里或邻近村庄不时传来因为看水发生打斗的消息。

我很享受看水时光,特别是上山看水。挎着的麻布囊里装着午餐——一铝盒干饭,炒花生仁,炒黄瓜或者其他青菜,一本可以消磨一天的书。后腰再挎一把柴刀。

到了山上,分好水——只我一个人的就把水全引向自家田里,两人则分两股,三人分成三股……到自家田边用树枝、茅草搭一个简易遮阳的棚。地上铺上些茅草,窝在里头看书。坐着,半卧着……把腿伸直,可能就伸到田里,禾苗间。田干涸着,一些地方已经开裂,水稻正艰难地分蘖或者抽穗。

过些时候出去巡视一下。

一年夏天,我在诗意被蒸发殆尽的田边的窝棚里一知半解地读着学校图书馆借来的《诗的美学》,砖头厚的一本书。巡视的时候看到一个人正在扒水渠。他的田在水渠下,他把水渠全扒开了,所有的水全向下流。看见我,他把豁口堵上一些。但是大部分的水都流向了他的田里。也许在他看来,我是孩子,不能与大人平等,就像饭量,就像大集体时记工分一样,孩子和大人有着严格的区别。

我抓一把泥土把豁口堵上一些,尽量让两股水均衡。他却不干,把豁口扒开一些。我再堵上,他再扒开。我们蹲在那儿,机械地重复着堵上、扒开的动作,就像在玩一个弱智的游戏。他终于失去耐心,把豁口全扒开,所有的水全流向他的稻田。

我家田里,水稻正在抽穗,它们苦苦等待的水却全流向了别处,父母亲之前的所有辛劳眼看成了泡影,我不禁悲从中来,放声大哭起来。我的哭声干涩,没有一丝水分,如同热风吹过日渐枯萎的稻禾。那人感到很意外,用怪异的眼神盯着我,他不明白眼前这个都快成年的男孩为何如此脆弱。最终,他抓起一把泥土,把水渠的豁口堵上一些。

那些缺少雨水的夏天,大人们看天的脸色,我们看大人的脸色,我们因此学会了看天的脸色。

遥望许多年前的一场雨,我想起来了,我看到近乎纯净的天空,几朵棉花般的白云一动不动地浮着,一点都不抒情,带着残酷的意味,等待中的那场雨迟迟没有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