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三是关羽单刀赴会和逝世的纪念日，这天在闽中大田县文江乡的花桥村，同时也是拜关公的盛大节日。届时以旧花桥（隔兜、温厝洋、王庄洋、钓潭）为中心的铜锣坪、黄沙、锦溪、龙门、积谷山、甲魁、香厝坑、东埔、过坑等十排村的善男信女们，都来点烛、上香、烧金、放炮、打卦、抽签、许愿人们还请来了戏班，在庙前的院子里搭起了高台，上演与之生前有关的戏剧，再现关羽当年忠孝节义和勇武的故事情节。道士在做醮，乡老敬献三牲、果品和美酒，儒生撰文颂缅关爷公功德，习武之人亦来拜师祖。许多相命犯尅的孩童家长，则用篾条、红纸、麻线，糊成一张张的小弯弓，全部挂在塑像举起的左手掌上，以求得庇护和赐福。若逢年景大旱，大家在庆典上还会加上祈雨的仪式，人们深信此日关公会显灵下磨刀雨活动举行得异常热烈，是时关庙被围得水泄不通。
    关羽由侯而王，旋而进帝，最后被尊为跟孔子齐名的武圣人，并且成了寺院里的护法神伽蓝菩萨，道教的伏魔大帝，是儒、释、道共同尊崇的偶像。他同时被奉为财神，兼具送子、保境安民等职能，是中国民间信仰中唯一的全能之神。闽台一代的信徒更是把关羽称为第十八代玉皇大帝，也就是第十八代的天公，因此家家户户都为关公设香案、立牌位、挂圣像。不仅如此，他的信仰还打破了民族和地域的界限，在喇嘛教一统天下的西藏，关庙也时有存在。
    花桥的关庙花桥寺，历史似乎可追溯到明中期以前，因为在民国的县志里曾记载，花桥在元明时期就已经有司、关帝庙、城隍庙。据说正德君游花桥时（史载明武宗朱厚照曾于1519年秋开始南巡），花桥巡检司巡检张海光打了他一顿屁股，责备其假冒君王在招摇行骗和扰民，以及到处游山玩水不务正业。正德皇帝回京后得皇后提请，觉得此是良将忠臣拟提拔重用。但张巡检和家人却认定自己打了皇帝，此去必然凶多吉少，结果吞金自杀。又说皇帝久不见张晋京，就再次派人到花桥传旨，然司内官兵也因害怕受到牵连，早以花桥司被洪水冲毁为由四散。使者见无人接旨，只好将圣旨挂在花桥寺的门头上，后人藉此造了一块诰封碑。此碑和关庙，并庙内关公塑像、一面直径八十多厘米的大鼓、一个百多斤重的悬钟，在上世纪破四旧时被投入花桥溪中不翼而飞。
    传说归传说，但花桥巡检司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过的。据《大田县志》记载：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大田置县后，县署设典吏厅，有典吏1人掌管缉捕和监狱，基层设花桥、桃源、安仁（三阳）、英果（汤泉）4个巡检司，配巡检、司吏各1名，弓兵30名，专管治安。《大田县志卷二十六军事》还进一步详细介绍：明代大田不设常规驻军，万历年间只设民兵200名为常备固守力量，4个巡检司计有弓兵124名。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永春建州后，大田改归州辖，唯军事上一直隶属于延平府。花桥巡检司直到清道光裁撤前，都由延平府协营兵统配。
    花桥巡检司自明嘉靖十七年至清道光二十六年，历任巡检28位。第一任巡检陈塘是郧西人，最后一任巡检名字叫彭海观。传说中打皇帝屁股的那位张海光巡检，其真实姓名可能叫张文，张文是宁津人，以嘉靖二十一年到任，为花桥巡检司的第二任巡检，也是历任巡检中唯一姓张的吏员。并且，明正德十六年（1522年）至1949年，花桥寺已存在427年。这些情况，《大田县志》里都有详细的记载。
    由此不难发现，之所以在崇山峻岭的花桥中能有这种崇拜遗存，而且在县内其他地方极少听闻，概驻军使然！庙内有一副对联写得好，名垂青史允文允武荡寇除奸兴大汉；道贯春秋乃神乃圣保民护国复中华。这位汉前将军在历史上推崇拥蜀翦魏、次以取吴，如若不是军营文化的推波助澜，他成神后如何都不可能影响到南方地区，乃至深入到名不见经传的花桥这个小地方。
    关羽的信仰在宋元时期才逐渐形成的，到了明代，卫、所军人成为关羽信仰和关庙修建不可或缺的主体。可以说，明代的关羽信仰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从明初的卫所移民，到明中期的嘉靖倭变，以及其他军事活动，都不断地为关羽信仰注入新的活力。花桥巡检司是个准军事机构，军人和官佐频繁的流动，促使了关羽信仰的传播并在此落脚扎根。
    花桥，因木桥上有儿童涂画得名。这里地处大田县的东北部，海拔较低，曾经是大田水路下通尤溪至省城，上达延平府的唯一通道，置县前已通航。清代大田有铁炉30多座，铁课位居全省之首，经此处至尤溪入闽江。与此同时，花桥还是大田旧时主要的五条陆路之一，东抵尤溪，东北抵沙县至延平府。光绪戊戌年（1895年），武探花御前侍卫林宜春回大田武陵省亲，路经花桥时还特地拜访了这里的关庙。正是因为地处交通枢纽，以及是收取铁课税赋的重要关隘等缘故，花桥巡检司从开始设置到清末巡司彭海观奉文裁撤。署毁，彭公委升大田县知县，历时有308年。
    花桥寺关庙离巡检司旧址不到百米，它和鱼尾宫城隍庙分别建造在鲤鱼仑的中间和头尾三部分，最早的建筑面积达三千多平方米，分为门厅、上殿、下殿、廊庑，正对门的是一座古木桥，溪流就在庙前的东边流过。关庙设在桥头边，庙里除了供奉绿袍珠冠的关羽外，左边立着关平，双手托一方四寸大小的汉寿亭侯印；右面则是黑脸大汉周仓，一手插腰，一手握着青龙偃月刀。与关公坐像平行的位置上，左边还供奉着两尊明正德四年（1509年）坐化本县东坑下洋岩的王云王公神像，右边是城隍的神位。
    而关羽的塑像，坐姿的一般是捋髯看书读春秋状，立像提刀和握腰刀的较多。服务场所里被尊为保护神的关公，分为商店类的是关公看书；舞厅等则立马横刀，显得威严。现在市面上盛行的关公信仰，基本是因商业流通而传入的抱着元宝的财神。花桥寺关庙里的这种装扮，别地却不曾见过！
    说到城隍，《陔余丛考》卷三十五说：水则隍，庸则城也。城隍神是城市的守护神，最初是护城沟渠的水庸神。原始崇拜认为，凡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事物皆有神在，而且功施于民则祀之，能御灾捍患则祀之。城池与百姓生活密切且大功于民，当然得有个城神来护佑百姓。花桥的城隍出现，印证了这里曾经是一座城市的依据，而绝不仅仅像如今这样的不起眼。花桥城隍本为陈氏三兄弟，具体名讳已不可考。现在供着的有六尊，分别是周边六个村庄六姓的人主公，它们在正月迎灯或迎龙时，分开回到各自的村庄参加巡游。
    陈公城隍是清康熙六年（1667年）投入花桥升职按察乡官的侯王，传闻他们最初聚义反叛朝廷，并且预备了很多的纸兵纸马储存在几口大缸里。他们当时虽然年纪都不大，但是已经法力无边，并约定夜半鸡叫时攻入京师。由于其母在儿子出征离去后，舍不得砸碎瓦缸，用手抓出来的兵马受损伤都缺胳膊少腿，所以无法用兵招致战斗惨败。陈城隍被斩时监斩官戏谑他们，如果真有本事和灵感，就从花桥的下游倒流出三个滩来。结果从大中码头开始，一条原本顺畅的河流果真形成三个险滩。这最后的一个滩在离花桥寺关庙不远的鱼尾打住，于是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的神迹在此建宫。
不过这些传说也并非都是空穴来风的，清初的南方是明朝流亡势力继续对抗满清的根据地。譬如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反清，通令八闽郡县归顺；郑成功在台澎厦等东南沿海诸岛，长期与清政府分庭抗礼此间大田亦有许多仁人志士聚众起义，其中林良、曾唯、曾省、陈光等农民军队伍，多次攻入县城，表现出大田人民不屈的抗争精神，以及跟关羽一样崇高的民族节气。
    鱼尾宫城隍庙与关帝庙、巡检司衙门一道，所在的溪畔山峦，被喻为鲤鱼飘天。鱼尾在下游，头向着司衙的方向，逆水穿流逐波击浪，表现出一股生生不息昂扬的斗志。这也许是花桥纯朴的先民，赋予他们爱戴的关公、张巡检、陈城隍的性格和力量，用于激励后人。
    和别处一样，城隍神的信仰也因地而分，如著名的上海城隍是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的代制秦裕伯等；北京城隍为文天祥、杨椒山这些与大田民间推崇的一样，基本是那些有功于当地的长者逝后被奉为神的。
城隍信仰和关公一样，都是道教系统的神，它们剪恶除凶、护国保邦，能应人所请，旱时降雨涝时放晴，以保谷丰民足。城隍又为管领亡魂之神，道士们作道场建醮超度亡魂时，要发文书城隍牒知照城隍，才能拘解亡魂到坛。
    老北京人凡逢病灾都会到胡同口的老爷庙烧柱香、求个关帝灵签，过年了还要请张;关老爷;的年画贴在家里。花桥寺关庙也给信徒们派符箓、送香灰等，其关帝灵感签诗共有一百首，写在一块特制的大牌匾上，挂在大殿的一侧，内容涵盖了功名利禄与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旧时连赌徒们都禁不住要来问签求财，其情其景甚是别致。